僚学，是以僚人及其先民，以及与之有族缘关系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僚学”概念最早由云南社会科学院王国祥教授提出，他认为，“需要组建僚人学会……延揽多种学科人才，攻坚克难”，“创立僚学，已是时不我待，势所必然。”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满仓教授、楼劲教授、戴卫红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章义和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于2015年11月21日应运而生，为僚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僚学这门绝学，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向我们款款走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僚学研究中心，它的出现，意义重大！必将推动中国僚学在国际友谊、合作中发挥作用。

    王国祥教授认为，我们现今研究僚人，不应当囿于传统的方式，只做历史研究，限于地望、族源、迁徙、文献之类的考证。应当扩大范围和内容，就僚人本身说，应当对其整体，做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研究手段也要更新和丰富；对于同源异流的壮泰族群，既要关注其国内的同宗民族，也应当关注其跨越国境的民族，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就是其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民族，例如苗瑶，也应当纳入研究视野。当今，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属于僚人后裔的壮泰族群也是站在前列的，和别的民族一样，面临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发挥地域优势，延续和弘扬文脉，共同发展。新的时代为僚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总之，我们的研究，既包括僚人研究，又不局限于僚人本身，还牵涉相关的研究，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今天已经不是原先的概念了，“僚人研究”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其内容和范围了，应当以“僚学”名之。创立僚学，已是时不我待，势所必然。僚学应当像西夏学、兰纳学之类的学科是独立的、平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满仓教授的《獠人三考》，对獠的读音、獠字之意、獠俚之别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鞭辟入里，解决了长期困扰学人的几个问题。他在《僚学研究》第二辑的序言中写道，僚人是曾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僚人的问题很早就纳入学者的研究视线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就写了《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里面有专节关于僚人的论述，专文论述僚人问题的还有戴裔煊先生的《僚族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芮逸夫有专文《僚人考》，此外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都有专节论述僚人历史。然而，上述论著只是在僚民族研究上的奠基之作，无论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我曾说过，大凡可以称得上“学”的知识系统，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它有丰富的材料可供分析，有大量的问题可供研究，有太多的谜团等待解开，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呕心沥血，有宽广的学术发展空间供学者施展才华。用这几条标准衡量，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研究，完全可以称之为“僚学”。

    僚学的研究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首先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僚人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中的一大群体。遗憾的是，文献上关于僚人的记述有限，往往语焉不详。僚是壮语、布依语RAEUZ（我们）的汉语译词。戴裔煊发表《僚族研究》认为：“从名称渊源之寻绎，读音之比较，吾人断定‘僚’本出于‘骆’或‘雒’，亦即Lao之对音。”

    其次，僚学研究还要回答“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解决僚人的源和流的问题。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杜芝明博士系统梳理，他认为目前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虽然对僚人源流有交代，但主要侧重于对僚人发展演变的宏观论述或相关研究。芮逸夫从文化要素的角度对蜀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僚人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对比，并就僚人与俚人、乌浒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对学人们将百越、濮、倮儸、僰人等“认为是和僚族同族”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据本文所考，当可知只有鸠僚、屈僚、葛僚……仡佬……是僚人，而东谢蛮、西赵蛮、牂柯蛮等主要的也都是僚人，其他便大都不是了。”王文光、仇学琴对僚人发展、流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僚是一个上承骆越、下启近现代壮族侗语族的族群。这与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观点基本一致。闻宥、徐中舒、缪钺等先生也认为：僚与骆、雒声相通，也就是越族。方国瑜指出：“僚为（牂牁）主要居民，见于记录之僚，其族属广泛。惟牂牁、夜郎之僚，为后世属于僮语支各族之先民。”“《魏书》《周书》载《僚传》，《旧唐书》《新唐书》载《南平僚传》，为氐羌语族的支裔。在西南亦有僚族，则属壮、傣语族。”③但全书只见观点、不见探讨。

    另外一类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僚人“源”、“流”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探讨。解放前，戴裔煊从有关系部族名称声音之比较以及文化上观察僚人与各族之关系，得出“此一民族之老家为骆越地”的结论，明确了僚为越系之民族。张世铨从分布地域、考古材料探讨僚与越在文化、社会习俗上的差异，认为僚非越。田曙岚回顾了学人观点并从语言学等角度论证了濮、僚、仡佬三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宋蜀华认为：僚人和濮人，起初他们是支系很近的两支越人，后来融合在一起而以僚的族称出现。杨明也认为：濮人和僚人是支系很近的两支越人，南北朝以后，濮人多融合于僚人之中。蒙默认为：僰人就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就是魏晋以后的僚人；西南地区的僚与嶺南之僚不是同一族。明显，蒙文只是说僰属于濮、僰后来演化为僚，僰只是僚的来源之一，并无三者完全等同起来的意思。对此，何泽宇、罗荣泉从地望、文化、习俗等方面对僚为僰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两文缺乏对民族迁徙、融合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与僚为越或濮观点不同，翁家烈通过对贵州古代濮、僚、越三者关系探讨指出：贵州境内的濮人、越人一部分“经过相互影响、融合后演变成自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人……又分别发展成唐宋以来的仡佬、布依、侗、水等民族”。芮逸夫从语言学、文化特质角度，认为魏晋时期的僚人与唐的葛僚、仡僚以及宋元的仡佬、土僚等为同一族类。马长寿从四川古僚之来源（路径）、文化特质对比、四川今日民间所遗留之罗夷民俗等方面考证了四川之古僚乃罗罗之祖先。吕盛春通过对僚人入蜀引起族群间互动的研究，认为：族群间的互动，导致产生新的族群情势与族群认识，其进一步发展，导致僚族势力更加坐大，西南地区各种非汉族群都被纳入僚族势力，原本可能只是被包涵于濮人之中的獠人，逐渐取代濮人成为西南各土著族群的一种泛称。其强调僚人来源的多元性。目前，学界在僚族“流”的多元性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在“源”方面，大多学人往往从文化特质、语言学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探讨，而忽略了“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忽略了一个民族的演变（源、流）往往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不存在单纯血缘民族的事实，忽略了“僚”作为族称，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事实。

    贵州民族研究所田曙岚先生在《“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总是》专著的开篇以“一个无人考究”的历史问题为引言说：“僚”的问题，始终成了一个使这些探讨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大伤脑筋的问题。因此古代人称之为“其类（僚族——引者）分合无定，故随代异名，……未必种传，无从考究”。而现代人则称之为“不知所始，又不知所终……其源流最不清楚，最令人疑感。”“像僚这样的问题，悬了一千五、六百年之久，牵连的地区达十几个省区；牵连的民族达几十个（古今合计）；读到的书籍达几百种……据我个人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真正的僚人应该是古濮人（或被称为“濮夷”或“夷濮”的后裔……”。我们再选读田先生几段论述：“云贵高原实为古代人类发源地之一，然而能继承这遗绪者，似非濮人莫属，以历代地望相同地。濮人起自云贵高原之后，其分布范围，西抵滇、缅的交界的永昌，东经湘西丘陵地以至湘、鄂、赣丘陵地……”。

    扑朔迷离的僚学研究领域中，还有一个盲点，它就是僚人中“最盛强”的南平僚研究。直到2002年，才破天荒出现第一篇由王国祥教授所著的研究南平僚的论文，发表在《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之中，引起了国内外僚学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之后风生水起，这块荒地开垦后的奇葩次第绽放。《南平僚族属证明法：探寻僚语底层并与壮泰语族比较》研究成果横空出世，开南平僚语言研究之先河。西南大学黎小龙教授在《传统民族观视域下的巴蜀百僚和南平僚》一文指出：僚人从《魏书》开始，在历史文献视野中出现变化。杜佑的《通典》开始把南平僚纳入四夷系统，之后历史文献的最大变化就是《四夷传》中不再为岭南僚列传专设条目，而是将其归于南平僚当中，并提出《僚传》之外之所以单独再设《南平僚传》，是因为《僚传》的所在并非整个僚族，而是专指巴蜀的北僚，与南平僚一道构成古代南方僚人的两种类型，即僚人北迁后汉僚杂居的僚人和世居土著蛮夷之地的僚人，从而体现了南平僚在整个僚人族群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个重要发现。

    华东师范大学章义和教授在僚学研究学术综述中写道，“我本人收获多多，也很兴奋。这次会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两千年来第一次僚学专题研讨会，国内外的各路群贤学者，共话僚家起落兴衰，第一次拿出这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次来的学科涉及到28个，这是史无前例的；一群学者与官员怀着一致的目标来传承传统传承未来，这也是比较好的现象。我认为南平僚已经消亡融合到其他族群中去，僚学研究的任务首先还是基础性的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仍然是好的工作方法，整理浅显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其次，开拓学术视野，开展多学科多区域的研究，加强学术联系，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三是动态的把握民族发展脉络，注重僚人与中原华夏与周边族群的互动融合，注重僚人与西南诸民族的历史连系和大概影响，全面深刻的把握僚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和融合形成的地位。相信这次会议之后僚人即南平僚的研究会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鉴于僚人在百越民族史上的承前启后地位，在现实发展中文脉继承的重要作用，僚学必将成为显学。前道远，奋先鞭。

    作者简介：周铃，綦江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凤琳，綦江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文博馆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常务副秘书长。

（本文刊载于《藏天下》杂志2018年第12期）

本文转自：http://jgz.app.todayguizhou.com/news/news-news_detail-news_id-11515114932165.html?from=groupmessage

值班编辑：黄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