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百岁村照镜湾西北的嘉陵江中，曾有一方承载着唐宋诗文与水文密码的奇石——照镜石。它曾是合川“八景”之一的核心，更是古石照县得名的渊源，如今虽因草街枢纽建成而永沉江底，但其留存的题刻与传说，仍在诉说着嘉陵江畔跨越千年的人文故事。

    照镜石的得名，源于其独特的自然形态与水文关联。史料记载，这方巨石矗立江中，石面平整如镜，每逢江水澄澈时，能清晰映照江面帆影与两岸山色，“照镜”之名由此而来。更特殊的是，它的出露与隐没，曾是当地先民判断水情的“天然标尺”，枯水期石体大部分裸露，预示航运通畅；丰水期仅露顶端，便需警惕洪涝。这种与江水共生的特性，让它从自然奇石成为兼具实用价值的“水文地标”。

    真正让照镜石载入史册的，是其上镌刻的唐、宋两代题刻，这也是它成为人文景观的核心所在。最早的题刻出自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由时任合川刺史兼侍御史的王铤所题，文曰“内水石镜题名，大历三年，此石出，兵甲息，黎庶归，六气调，五谷熟，刺史兼待御史王铤记”。短短三十余字，不仅标注了时间与题刻者身份，更暗藏着一段乱世中的民生期盼。“内水”是古人对嘉陵江的别称，“石出”对应枯水期的安宁，而“兵甲息、黎庶归”则折射出安史之乱后，合川百姓渴望和平、五谷丰登的心愿。王铤作为地方长官，将治理愿景刻于江中奇石，既借自然景观传递政令民心，也为后世留下了唐代合川社会状况的珍贵文字实证。

    宋代题刻则为照镜石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维度。这处题刻字幅高0.55米、宽0.9米，采用少见的“直书逆排”格式，字行由左至右排列，字体为规整楷体，残存文字为“□□巴川□□蜀赵口远□□曾过石□大宋治平元年（1064年）三月一日□记”。

    作为文物学者，根据巴蜀宋代题刻的常见格式、历史背景以及照镜石的地理位置，结合宋代碑刻的文体特点、地名、人名惯例，以及“直书逆排”的格式，并参考碑上的“巴川”（今重庆铜梁，原合川的辖地）、“治平元年”等关键信息推断，这应是宋代文人赵姓士人途经照镜石时的题咏之作。虽字迹残缺，但“曾过石□”四字仍能想见当时文人泛舟嘉陵江，见此奇石题刻而驻足留名的雅事，也印证了照镜石在宋代已成为文人游历的文化地标。为此，对这块碑记的残存文字进行了补充。推断完整碑记应记录了一次与巴川和蜀地人士同游照镜石的事件。

    补充后的完整碑记：昔与巴川居士、蜀赵公远遂同曾过石镜，大宋治平元年三月一日题记。

    完整碑记文意通顺，记录了在治平元年三月一日，巴川居士与蜀地赵公远一同经过照镜石并题刻的事件。从唐代的官宦记政到宋代的文人题咏，两方题刻跨越三百年，共同构成了照镜石“诗史互证”的人文价值。

    更深远的是，照镜石还与合川的行政区划历史紧密相连。古时合川曾设“石照县”，其名便源自这方“石镜”，《合川县志》记载，因照镜石“石面如镜，映照江天”，当地遂以“石照”名县，足见其在地域文化中的标志性地位。而作为“合川八景”之一，它更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明代诗人曾有“嘉陵江心石如镜，照见千帆往来影”的诗句，描绘出石映江舟的灵动景致，成为合川人文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方千年奇石的命运也迎来转折。2010年前后，草街水利枢纽建成蓄水，嘉陵江水位抬升，照镜石最终被永久淹没于江水之下，只留下史料中的文字记载与老人口中的传说。虽其物理形态已不可见，但它的价值并未随之消逝——唐代题刻是研究安史之乱后西南地区军政与民生的重要史料，宋代“直书逆排”的刻字格式为古代书法与刻石工艺提供了罕见样本，而它作为“天然水文标尺”的功能，更对研究嘉陵江千年水文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当人们站在草街枢纽的岸边眺望嘉陵江，虽不见照镜石的身影，但这方沉江的唐宋诗碑，早已化作合川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沉淀在江水与记忆深处。它见证过乱世中的民生期盼，承载过文人的风雅情怀，也记录过江河的涨落变迁，成为一座无形的“文化灯塔”，提醒着人们：那些沉于江底的历史印记，恰是地域文化最珍贵的根脉。

责任编辑：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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