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10大元帅之一的陈毅，作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唯一领导者和代表而家喻户晓。
然而，这个说法与历史的真实有较大的距离，是后来陈毅成为元帅，并以他的元帅军衔逆推以前地位与作用的结果。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作战略转移，并在原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央分局，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成员暂缓公布，办事处则以陈毅为主任。
10月22日，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致电项英，指示“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江西、福建等省军区和红24师等部队约1.6万人。
显然，在所有人事安排中，项英是最突出与最重要的领导人，陈毅仅是办事处主任，没有任何军职，《陈毅传》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但1941年“皖南事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牺牲，随即被定性为“右顷机会主义者”，声名扫地后，陈毅长期被看作是南方游击战争的唯一领导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项英被平反正名，恢复荣誉，历史书籍才将项英、陈毅两人一起列为南方游击战争的代表和领导者。
其实，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虽然坚持了一小块根据地，但因为电台遭破坏，与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其他根据地失去了一切联系，当然也就不曾起到“领导南方游击战”的作用。
1959年5月，粟裕在谈到《新四军1、2支队及第一师、苏浙军区的历史情况》时说：“在三年游击战时，他（项英）在赣南与广东交界的地方，带了十几个人躲在山上，名义上是中央分局书记，实际上并未起到作用，南方各省没有接到他的什么指示。”（注释）
作为坚持了浙南三年游击战的粟裕，回忆自然是可信的。
既然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未起到作用，那么，始终和他在一起,并无军事指挥责任的办事处主任陈毅，作用也就更加有限了。
陈丕显在其长文《弥天烽火举红旗――回忆陈毅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说到陈毅“领导”南方游击战争时，说：
“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项英和陈毅同志始终战斗在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但对南方其他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却非常关心。
每当从报纸上得悉闽西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闽东叶飞、胡海同志，闽南何鸣同志，闽北黄道同志，赣东北关英、李步新、王丰庆、刘毓标同志，浙南刘英同志，闽浙赣粟裕同志，闽赣边钟得胜、胡荣佳、彭胜标同志，湘赣边谭余保、曾开福、彭辉明、段焕竞、刘培善同志，湘鄂赣边傅秋涛、严图阁、江渭清、钟期光、谭启龙同志以及湘南、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广东琼崖等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情况时，他都非常高兴。”
文章例举的“领导”作用，也仅仅是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陈毅“非常高兴”而已。
实际并未起到领导作用，陈毅本人也并不讳言。
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军事科学院分管战史工作的副政委彭富九，按照院长叶剑英“搜集资料写军史”的指示，采访了陈毅。
见陈毅气色不错，彭富九直接说明来意：“想了解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你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
陈毅却说：“红军长征时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谈的。”（《百年潮》杂志）
结果，彭富九空手而回。
如果说陈毅在南方三年，与项英坚持的小块根据地没有斗争和故事，自然不是实情，毕竟血与火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是农家乐休闲，《梅岭三章》便是最好的例子；但如果说“领导南方游击战”，陈毅无疑并非谦虚，而是大实话而已。
张雄文，湖南冷水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株洲市作协副主席、荷塘区作协主席。在《湖南文学》、《名人传记》、《创作与评论》、《鹿鸣》、《人民文学》增刊、《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被《作家文摘》等数十家报刊转载。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踏雪泥集》等书四百余万字。作品入选多个版本文集。曾获全国侗族文学“风雨桥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北方十三省市文艺图书一等奖、《人民文学》全国征文佳作奖、《散文百家》全国征文一等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