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报纸。它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发行。
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造成新四军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人遇害的“皖南事变”。《新华日报》准备了一篇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详细报道，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登载。反复交涉，反复修改，仍然不让见报。1月17日，为向全世界控诉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和国共合作的阴谋，周恩来亲笔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哀诗。
《新华日报》的社论和新闻，每天都要送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审查才能出版。但17日晚新闻检查所所长却一反常态，亲自来到《新华日报》，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不允许《新华日报》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新闻。为应付敌人的检查，《新华日报》排了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一种是印有周恩来抗议题词的，一种是交检查所所长审查用的。检查所所长检查后，对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内容十分满意。而这时《新华日报》印刷部的同志们正加速印制印有“题词”的报纸，并组织好了发行队伍和卖报“志愿军”，迅速将报纸分送各地出售。
1月18日，登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通过各种发行渠道，传遍了整个山城。尽管题词和挽诗一共只有25个字，但它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实质，向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
《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
当天，在山城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那天凌晨，新闻检查所所长回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部长汇报他在《新华日报》严加审查的功劳时，呈上了几张没有题词的报纸，满以为监视《新华日报》的目的达到了。当他们正要回家休息时，有人送来了街上叫卖的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部长顿时大怒，训斥检查所所长是个大草包，慌忙叫人上街禁止出售《新华日报》。
周恩来题词刊出以后，国民党恼羞成怒，企图查封《新华日报》，但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新华日报》仍然坚持战斗在山城，继续与读者见面。国民党当局的阴谋破产后，对《新华日报》的发行渠道采取了更为野蛮的控制手段。严令重庆派报工会规定报贩不准销售《新华日报》，谁销售就开除谁的会籍。还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拦截送报人员，监视行人和读者。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就将街头的流浪儿童组织起来，发一些报纸让他们试卖，结果孩子们兴奋地一次又一次回来说：“卖完了！卖完了！”有的孩子一天能卖好几十份《新华日报》。
这件事情给《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很大启发，他们利用向孩子们发放售报费的时间，了解孩子们的身世，并向他们宣传《新华日报》是怎样的报纸。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了一批比较固定的卖报儿童。
在斗争中，孩子们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逐渐加深了对《新华日报》的信赖。《新华日报》每天出得很早，天不亮孩子们就来了。孩子们风趣地说：“再出早些，一定能把龟孙子（指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反动报纸）的生意抢过来。”同时，孩子们又提出：“如果让我们住在这里，就可以早些拿到报纸了。”《新华日报》同意了孩子们的意见，决定吸收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报童队伍。孩子们从此摆脱了孤苦无依，食宿无着，流浪街头的悲惨生活，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革命道路。
有一个十五六岁名叫戴宗奎的报童，先后被国民党警察关押了三次，遭到拷打，表现得非常勇敢。特务问他：“你们的领导每天给你们讲些什么？”他坚定地回答道：“我们领导讲的就是要和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特务要他离开《新华日报》，他坚定地用一个“不”字来回答。
后来特务又去威胁他的母亲，要她叫儿子离开《新华日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他母亲只有这个独生子，为了儿子的安全，她跑了十几里路找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领导说：“领导，我爱《新华日报》，但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你劝劝他吧，形势平静了，我再让他来你们这儿工作。”《新华日报》的领导不仅答应了这位母亲的要求，还留她吃饭，临走时又叫了一辆黄包车送她。在大家的劝说下，戴宗奎回家去了，但他表示等做好妈妈的工作后，再回来售报。一个星期后，他的妈妈高兴地让他回来了，特务的威胁又失败了。
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小小报童队伍，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不断成长、壮大，四五年时间，就发展到100多人，为《新华日报》的发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今日，重庆还流传着报童的故事。
《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奋战了九年，备受艰辛，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查封。在这九年当中，国民党当局使尽了各种阴谋手段，对《新华日报》进行压制、封锁、迫害，但《新华日报》却像漫漫长夜里的一盏明灯，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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